最近，日本知名女性学者上野千鹤子与北京大学的女生进行了一场连线对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此次对话的焦点正是女性问题。
日本长期以来面临着极低的生育率问题，从20世纪初开始，男性的婚姻观念和责任感逐渐松懈，很多男性选择不结婚，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所谓的“废宅”。这一现象的背后，带来了二次元文化的兴起以及色情产业链的快速发展。
然而，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女权运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普遍较低，直到60年代，女性才逐渐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家庭主妇角色，纷纷走入职场，开始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经济独立。
随着日本经济在80年代的腾飞，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也意味着女性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自己赚钱、独立生活，逐渐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女性逐渐成为消费市场的重要力量。
展开剩余83%当时，日本某知名时尚杂志进行过一次统计，结果显示，东京的独立女性平均月消费在60万到100万日元之间。随着女性消费力的崛起，服装、化妆品、奢侈品、美容美发等专门面向女性的行业也迎来了黄金时期。
不仅如此，女性在政坛上也逐渐崭露头角，女性议员的数量逐步增加。她们拥有广泛且稳定的群众基础，因此，关于女性权益的法案开始逐渐出台，包括“男女同工同酬”、“企业和政府机构不歧视女性”以及扩大女性在婚姻法中的权利等。
更为关键的是，强奸罪和猥亵罪在日本的法律中终于获得了重视，得以被“解封”。在80年代之前，强奸罪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法律保障。因为文化和社会对女性自尊的重视，很多遭受性侵犯的女性只能选择忍气吞声。但随着女性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性勇敢站出来，要求法律保护她们的基本权益，最终犯罪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一系列的变化，无疑推动了日本女性的地位向前发展。虽然这些措施从根本上看是为了促进女性的权益，但资本逐利的本性也开始显现出来。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资本是不会放过任何一块能够盈利的市场。在日本，80年代的资本早已通过女性的消费市场获取了巨大的利润，而这些策略的背后，逐渐将女性权益和女权主义与消费主义捆绑在一起。
例如，在钻石的营销上，虽然在许多国家，钻石首饰常常与婚姻挂钩，但日本却通过巧妙的营销将钻石的象征意义大大扩展，它不仅仅代表婚姻，还代表都市女性的独立、不婚主义等各种社会价值。
然而，资本的另一面是，它不仅仅满足女性的需求，更是通过女性的购买力去吸引男性。举个例子，东京银座的餐厅推出了一款“情侣套餐”，原本几千日元的餐点，被重新包装成价格在3万到5万日元之间。而且，男性在高档餐厅带女性约会几乎被当作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甚至有说法称：“不带女人来这里的男人，不值得托付终身。”
而且更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开始鼓励女性成为“海王”。1992年，某女性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平成女性的四名男友》，文章通过第一人称的方式，描述了东京女性的日常生活，并提出了“恋爱资本主义”的概念。所谓的“四名男友”，其实是四种类型的男人，分别是“跑腿男”、“买单男”、“礼物男”和“本命男”。每个男友承担不同的角色和功能，满足女性不同层面的需求。
“跑腿男”是收入普通、相貌一般的男性，专门负责跑腿和处理杂务；“买单男”则是那些经济雄厚、能够承担高消费的男性；“礼物男”则是专门在节日送礼物的男性；“本命男”是女性的精神依靠，虽然经济条件差，但必须有吸引力。文章强调了“有钱、有颜、有情趣、有思想”的四个优点很难在一个男人身上找到，所以鼓励女性同时拥有多个男友，从而最大化地享受各种“幸福”。
这种思潮迅速影响了当时刚步入社会的女性，许多人义无反顾地追随这种理念，成了所谓的“海王”。但问题在于，虽然这种消费主义和恋爱观念带动了消费的增长，但很快，日本经济泡沫破裂，1992年，日元贬值，股市崩盘，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国家。
日本经济的崩溃带来了大量企业的裁员和大规模的失业，许多女性开始面临职场危机。此前，企业为了迎合政治正确，雇佣了大量女性，但随着经济形势的严峻，裁员时首先被淘汰的就是这些女性。对于许多女性来说，随着经济的萎缩，她们的独立性和经济地位迅速下滑，成为了社会的牺牲品。
另一方面，男性的生活状况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下滑和就业市场的紧张，很多男性开始不再追求奢华的生活，他们远离了奢侈品、社交活动，甚至开始选择虚拟的二次元女友。二次元文化在这种背景下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而色情产业也开始逐渐走向主流。
在经济困境中，女性群体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尤其是职场女性，她们不仅失去了经济自主，还在婚姻市场上面临着严重的竞争压力。男性的“躺平”态度使得很多女性开始对婚姻和恋爱失去信心。
而女性自我觉醒的潮流并没有因此而停滞。尽管很多女性因经济困境而失业，但她们仍旧坚持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期望男性承担经济责任。极端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也开始向男性提出更多的要求，要求男性在情感上给予更多关注，甚至希望男人“学会共情、尊重女性”。但男性的反应是，他们不再愿意为不合理的要求付出，甚至开始避免与女性建立深度的关系。
如今，日本女性的结婚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以前对“高收入、高学历、高个子”三高的追求，转变为如今对“有工作、不家暴”这样简单的要求。这也反映了女权运动的失落，经济现实往往比理想主义更为残酷。
相比之下，中国的女权运动起步较早，早在民国时期便有妇女解放的呼声。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男女平等被确立为国家的重要目标。但要真正提高女性地位，最根本的途径是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只有女性广泛参与社会劳动，具备自己的经济独立性，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然而，如今一些女性权益的倡导者，却提倡女性不工作、依赖男性。这不仅会让女性失去经济自主，还会让她们在面对社会竞争时处于劣势。
通过对比国内外女性运动的不同路径，可以看出，任何一场女权运动的成功，最终都必须以女性自身的劳动为基础。试图依赖男性，或是让社会为女性提供特权，最终只能导致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的进步，不是靠特权，而是靠平等的劳动和机会。
如果某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继续推崇女性的特权，而忽视女性自身经济能力和独立性的培养，最终只会让女性的社会地位愈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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